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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靠老师还是靠体制?

2005年02月28日 yktvu
 
 

 

北京22中学数学教师孙维刚逝世之后,各媒体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本报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宣传了孙老师的感人事迹。

今年2月5日,本报编发了孙老师的学生孙之星同学写来的一封长信,批评媒体在对孙老师的报道、宣传中过于强调“55%考上北大、清华”,却忽略了他在教学实践中一贯坚持的对学生素质的重视和培养。孙同学以5000字长文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是,孙老师不是应试教育的典型,而是素质教育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这封长信使我们深受启发,于是在将其编发的同时还配发了社评《孙老师的学生提醒我们》,提出应该从现实的教育环境出发,重新思考如何探索素质教育的发展,促进教育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提出孙老师在现有教育体制下所进行的探索,虽然做到了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双重目标的兼顾,但他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双重目标挤压下的努力是崇高却又悲壮的,孙维刚老师为此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此后不久,孙维刚老师生前所在的北京22中学的前校长姜宪明先生也写来长信,就本报的社评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孙老师不但对素质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而且并没有面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双重目标所造成的矛盾和尴尬,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受此来信的启发,本报再次派记者对孙老师的事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采访,力图再次发现孙老师的教学实践中可能被忽略的闪光之处,并于3月10日发表了特写《55%只是冰山一角》,对孙老师的事迹再次进行了深入的报道……

至此,一个才华横溢、勤勤恳恳、忘我付出的,一个在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又创造了升学奇迹的人民教师形象,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但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逐渐呈现:孙老师以一生的努力,使他的学生做到了德才兼备,素质、考试皆优,但他的成功能否说明素质教育的难题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孙老师当然应该成为所有教师学习的楷模,但他的超人的才华、惊人的付出,能否被普遍效仿?如果不能,其他更多的孩子将如何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做到素质与应试的兼顾?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其根本的出路在于教师的努力,还是在于体制的变革?

素质教育关键在教师

一位小学校长致函本报,在对孙维刚老师充满崇敬的同时,认为他只是“个例”——

尊敬的编辑同志:

我是贵报一名忠实的读者,尤其喜欢那些有深度、有质量、启发思考、启迪灵魂的新闻报道。

3月10日贵报第19版题为《55%只是冰山一角》的整版文章就是这样的报道。捧着这张报纸,一口气读下去,看到结尾处“在这个孙维刚走后的第一个春节里没人流泪,因为他留给人们的是永恒的微笑与思考”时,我已是热泪盈眶。相信每一个为人父母者,只要他(她)亲身经历过自己的子女从初中、高中到高考的全过程,就一定会对那个时期的焦虑、操心、无奈有着深深的记忆或痛楚。

“应试教育”的模式承载了太多的家长的压力和学生的困惑。为此,社会各界呼唤教育改革、呼唤素质教育。目前正在召开的“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对加强素质教育的呼声很高。笔者不是搞教育的,对此没什么研究,对见诸媒体的“两会”关于教育方面的报道只是一般地看看。

但是我看了贵报记者张倩采写的这篇报道后,震惊、感动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对青少年加强素质教育关键在于教师,在于爱学生超过爱生命,自己的心、自己的情、自己的魂都被学生摄去的人——教师。也就是孙维刚这样的教师。假如孙老师还活着,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那里。试想:一个在两个半月里开了10次家长会的老师,他是怎样的人、教一体?怎样的与学生、家长水乳交融?做家长的,碰上了一个比你自己还关爱你的孩子的老师难道不是三生有幸吗?

当今社会充满了浮躁与诱惑,像孙老师这样能守住寂寞,潜心教学,鞠躬尽瘁,堪称时代的楷模。感谢贵报宣传这样一个典型,在全社会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背景下,孙维刚一定会给教育乃至社会带来一股文明、崇高的冲击波。

本市台基厂读者:公义芳2002年3月12日

素质教育的前提是体制变化

一位小学校长致函本报,在对孙维刚老师充满崇敬的同时,认为他只是“个例”——

敬爱的编辑同志:

贵报刊发在3月10日19版《55%只是冰山一角》的文章,我反复看了几遍。文章入情入理,刻画出优秀人民教师孙维刚的丰满形象。

但是,文章看过之后,我又生出几多感触,以至于不吐便难以为快。

我是一名重点小学的校长。应该说,当我把自己当做一名教育工作者时,我和孙维刚老师一样,对应试教育的弊端看得非常透彻。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选拔”当成教育的本质特征;又把分数作为选拔的唯一标准。“应试教育”使得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一种偏斜——“上榜王侯落榜贼”,真正的教育主体——孩子的地位反而发生了退化:没有人真正关心他在“学会”的同时是否“会学”,学到的东西是否“有用”;没有人关心他分数的形成过程,而更看重的是分数本身。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应试教育就是一种伪教育。”

既然是“伪”的,怎么办?谁都会说“去伪存真”,搞素质教育呗!但真实行起来,这可就难了。因为我首先面对的就是升学率。

我曾和一位教育专家聊过,真正实行“素质教育”,首先就得正视一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学生的成绩可能就是赶不上“应试教育”的结果,因为他的成绩中可能挤出了那些弄虚作假的“水分”,可能排除了老师、家长、家教等各种“成人因素”,可能他动手动脑的能力提高了,死记硬背的“功能”却萎缩了……但是有谁能容我这一切呢?作为一校之长,上级、家长、社会、同事……没有硬性标准去考查我在“育人”方面的“政绩”,但是,学校的分数要是掉下来了,可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文章中提到的“养成教育”,听起来真是一个久违的名词了。想当初,它可是小学阶段必抓的一件事呀!但现在呢,随着“分数”的愈加坚挺,它变成了软而又软的东西。既然进入不了我的管理目标,索性就由他去吧!

坦白地讲,有几个人能像孙维刚老师那样,把自己的节假日、晚上休息时间全都搭进来开家长会统一思想;又有几个人愿意像他那样,点灯熬油,为学生先“筛”一遍“题海”呢!又要耐得住寂寞,又得甘于清贫,对大多数教师而言,其德其才都是很难学到的。我对孙老师当然是充满了崇敬,因为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他可以说是为了把“应试”与“素质”的关系解决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正因如此,我才认为他只是个“个例”,是把教师这个职业干到了“极致”。

因此,我想说的是,当高考还是惟一的“指挥棒”时,当应试还是一道“独木桥”时,大多数学校和老师所能做的,只是先疲于应付分数,素质教育也只能暂时是一种奢望(当然表面上大家都会说自己绝非在搞应试教育)。要想把二者关系解决好,仅靠教师是不行的,只有教育体制、管理目标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都相应发生变化,素质教育才会真正走到台前。

来源:《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18日